两段关于精神医疗领域问题的选摘（皆属2010年的行业报告）

 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，为医生滥用权力提供条件（选摘自：南方都市报）

　　报告指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：
　　第一、强制收治没有门槛。包括轻微精神病人、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。这与国际社会通行的“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”标准不符。
　　第二、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。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、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，派人将当事人用“绑架”的方式收治。
　　第三、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。医院以精神病人缺乏“自知力”为由，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。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，反而成了医生认为一个人有精神病的表现。
　　第四、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。成年人在法律上被推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未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和法院宣告为无（限制）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成年人不需要也没有监护人。但实践中，医院往往自动推定送治人即监护人。
　　第五、出院遵循“谁送来、谁接走”的规则。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，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，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。换言之，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。金钱大于了医德。
　　第六、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，投诉、申诉无门。一旦被收治，无论当事人怎样喊冤，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。
　　第七、司法救济失灵。出院后，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，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，把诉权彻底剥夺；要么误入“医疗纠纷”陷阱，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，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。
　　第八、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。经过多年艰难抗争，最终胜诉的当事人往往只得到两三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。

理论：精神病医学的三个“指鹿为马”，任何人都可能被收治
　　导致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，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的谬误。首先，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，把“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”看作“纯粹的医疗行为”，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，拒绝司法介入；其次，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，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，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，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“非自愿治疗”说成是“自愿治疗”；最后，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，将医学上的“自知力”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，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利，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“监护人”的地位。通过此三处对偷换概念，使任何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成为可能。

　　立法：精神病学专家垄断立法资源，导致利益失衡和异议程序缺失
　　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始于1985年，至2010年已历时25年。虽然其间数易其稿，但《精神卫生法》依然未能出台。在《精神卫生法》难产的同时，地方的精神卫生立法则不断出现，目前中国已有六部地方的《精神卫生条例》。这些立法都是由卫计委们牵头起草，专家组成员大部分为医生，未能将人口、社会学、法学等多学科学者吸纳进入，从而精神病学专家垄断了立法资源。医生及医疗机构的责任被缩小、而权力则被放大，与此不无关系。
　　从住院权上看，虽然2009年《精神卫生法(征求意见稿)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意见稿》”）第二十六条表面上规定了自愿住院原则，但又规定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时，“由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。”。因此这种“自愿”实质上是“非自愿”，是以监护人意愿代替患者意愿，使患者彻底丧失自决权。同时，内部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制度也仅仅是“自己做自己的法官”，无法真正的达到纠错的效果。

　　建议：有效的异议机制，填补精神病科医师的职业伦理空白
　　报告最后提出了五点建议，其中最核心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，推广法律代表制度。报告建议通过一个渐进式的推进，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。短期而言，有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卫生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可供运行；长期而言，应该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。同时，为非自愿住院病人提供法律服务。短期而言，有能力自己委托律师的，医院不能否定“病人”委托律师的权利；长远而言，全国的法律援助中心，应依据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和《残疾人保障法》把法援范围扩展到所有的住院精神病人。通过异议机制和法律代表两个方面，保证当事人的诉权得以完全实现，免受精神病医生权利滥用之苦。

确认患者诉权是关键（选摘自：天津 北方网）

　　报告认为，确认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诉权，是解决我国精神病收治问题的关键。核心建议是建立有效异议审查机制，推广法律代表制度。并认为这是保护精神病患者权益，纠正错误收治行为必不可少的制度设计。

　　报告称，长远的发展目标应当是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查制度，即非自愿住院，都应当获得司法授权。医院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，应当在非自愿住院后一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申请，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。精神科医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参加庭审。

　　报告还称，在常规的个案司法审查制度建立以前，应充分发挥现有制度框架下法院和卫生主管部门的异议审查功能，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卫生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可供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