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李承刑事案件，案发时候的真实情况 【基本】

 申诉人：

姓名：李承（原审被告人）

事实情况：

 

2020年8月25日，案发当晚21点多，我从自家房门刚刚出来（我家房门没有猫眼或摄像之类，当时根本不知道楼道里有人）。家住302的张伟一见我出来，只穿一个小裤衩，没有任何身心准备。他就跑过来，用擦他家黑狗的脏毛巾抽打我！ 当时，我被此情况惊吓到了，根本没给我多考虑的机会或准备！我就应激的反应，扑倒他，及时制止他主动且明显有意的行凶意图！扑倒张伟后，张伟用他的右拳重重打在我的咽喉部位！我感到很疼，我就象征性的咬了他的手腕一口，他手一缩！我的双手趁机就抓住他的双手的手腕，控制发起行凶意图的张伟继续打人！ 我的双手握着他的双手手腕的这个动作，从这一刻起就开始僵持、固定着（这段时间，我的身体与他的身体胸部对胸部平贴着在地上）！中途，我还说了：如果我松手，你还会打人吗？张伟恶狠狠的说：你等着我的！ 我见这态度，没办法。只能依然控制住他！他妻子见此僵持，就报警了！

我也希望警察能快点来！（当时，我没有任何准备。只穿一个小裤衩和拖鞋。身体方面没有足够保护、遮盖的衣物。而且，我当时是一个人独居，一旦我被其打伤或身亡，无人给我作证。况且，当时楼道里没有任何监控摄像头，我不可能对其无动于衷，任其殴打。当时霎那间，我能想到的，就是及时控制住、制止住他。） 大概是10几分钟后，警察才来！因为，金钟街派出所离兴河园小区，距离确实有些远！现在，我们兴河园小区，改为归属于河北区，从此点就能证明：行政地理区域方面，之前归属于东丽区，有些不合理！

 

当时，一共来了四个警察！两个警察随同张伟妻子，一起从电梯上来和出来（张伟妻子韩某坐电梯下楼，去接警察）！另外两个警察，走的是楼梯！两个警察从电梯里出来，我观察、确认是警察后！ 我立即就松手了！并站起身来！警察一上来就说：刀呢？我说：哪有刀的事？ 我当时就明白了。张伟妻子韩某下楼接警察的时候，谎称：我拿刀呢！这种行为，多么缺德！张伟夫妻的说瞎话，都属于平常事！

（否则我一个在家坚持长年吃素的人，为何会和他夫妻俩往昔起矛盾呢？从此处，就可见一斑。）我说：他拿脏毛巾，抽我！ 警察问我：毛巾在哪？我当时因为这十几分钟的僵持对峙，脑子有点懵！我说：不知道！ 这时，张伟妻子随即，下意识的指着他家门口的铁架子上的脏毛巾，说：这呢！（在混乱中张伟妻子把脏毛巾捡起来放到他家的架子上，想掩盖其丈夫张伟行凶的物件。但是本能的却说出了～脏毛巾的所在。）但是，遗憾的是：当时站在最前排的那个警察只是看了一眼脏毛巾。并没有收取此证物！事后，我觉得这一点是警方的失误！（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，怕病菌，所以没收取。）随后，四个警察把我俩带到金钟街派出所！

 

从张伟妻子（韩富亭）如此放肆大胆的～对出警的警察公然说谎：我（李承）拿刀呢！ 说明，张伟夫妻二人的品性，平时是多么的恶劣和说谎成性，歹毒阴损。 从此一点，请检察机关和法院，进行侧面参考和判断！这是此案，最明显的，可知的公然做伪证！扰乱执法人员的视听！从而可知张伟夫妻两人的口供，是不可取信的！而张伟妻子（韩富亭），对于警察关于脏毛巾的询问，也下意识的、本能的指出脏毛巾的所在。说明：脏毛巾，是真实存在的～张伟抽打我的寻衅滋事物证！当时，是疫情期间，张伟用可能充满病菌的脏毛巾抽打我的身体，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，也不利于当时的卫生健康安全的总氛围。

质疑一：派出所民警,接案之后的不严谨:

 

2020年8月25日，案件发生的当晚。我和张伟被四个警察带进金钟街派出所后，当班的警员岳沫池，只对我俩进行口头的询问，并未正式的开任何仪器记录～当时我俩的双方体征情况和双方的影音描述。也没有书面的进行笔录！就送我俩草草的回家了！（当天晚上，张伟并未提及任何关于其肋骨受伤和我打其肋骨的事情。我父亲当晚也到场，可以作证。说明：张伟肋骨的伤情，存在其自己回家后～自伤的可能性。）因为，张伟知道他重击我咽喉部位，他也怕担责任，就自行做一个不影响日常生活的部位的伤，即：肋骨部位。以抵消和逃避，他应负的责任。(如果我咽喉出现伤情，并验伤了，案件就成为了互殴。如果我没有伤情，他就能进而对我发起讹诈，定我的过错或罪责。所以，自伤是完全有利可图的或能达到减轻张伟罪责的效果。) 我再次强调肋骨这个部位：肋骨这个位置，自伤很容易。而且轻微自伤后，并不影响日常生活，吃喝或起居，还能达到陷害他人和日后讹诈的效果。

在案件里，我最终赔偿他5万元，反而要他出谅解书，我还落下一个刑事犯罪的案底。就是此手段，达到的事实和效果的最好证明。（我是又赔款，又被关进看守所100天，受尽了苦。还落下刑事犯罪的案底。一生都有污点！） 请问：张伟的伤，是无缝链接直接去医院看的吗？他回家了吗？他有充分自主空间和作为力吗？派出所方面，也不记录当晚任何的东西、情况，就让各自回家了！极为不负责！在此案里留下极大的漏洞和不严谨！如果生硬的都以伤来定罪！那么，以后所有案件，发生此类事情，都变成看谁回家之后，谁给自己做伤更厉害，来定？那么，天下就大乱了！

我是一个长年在家坚持吃素的，且是极为重视因果和良知的人，却遭遇此等坎坷和不公正。此案现有的判决结果，绝对是扭曲是非，违背良知，且最终是纵容奸邪的！

 

质疑二：民警岳沫池,办案时候的做派失态, 耽误正规记录和侦办:

 

2020年8月25日，案件发生的当晚。民警岳沫池,听从张伟的诱导. 对我进行人格的羞辱 ,跟我一点不提案件的事. 对案件的过程,和我的身体状况,一点不询问! 尽说一些不相干的话题!  原因有两个：一是岳沫池这个警察,办案的严谨性和为人处世的做派,是有问题的（从2019年12月19日，张伟报假警时候，就已经体现出来。）!  二是当晚我和张伟,都没有明显的伤情表现. 尤其是张伟,当晚泰然自若的坐着,没有说一点肋骨伤情的事情.  所以,岳沫池看我俩没有什么大事,才尽说闲玩的话题! 比如：对我36岁为何没有正式工作的事。民警岳沫池进行大肆的训斥. 此行为,属于严重失态,耽误案件的正规审查和记录! 这样不合格的民警,能不制造冤案吗?

 

质疑三：为何我的判决书里，始终没有我父亲(李文昌)的口供部分：

 

2020年8月25日案发当天晚上，我父亲（李文昌）也及时的赶到东丽区金钟街派出所来看看情况。当时，对方张伟一再向我父亲强调给他（张伟）看嘴破的问题！从始至终一直没有说：自己肋骨的不适或我打他的肋骨的描述，而2个月后张伟出示肋骨伤情的报告！我才被定为故意伤害罪。肋骨的骨折，在此案里很是莫名其妙！ 判决书里，只有我妈妈的笔录！ 但是，没有我爸爸的派出所到场见证的笔录！ 明显是派出所的选择性不作为！不取当事人我爸爸（李文昌）的笔录给检察院！ 因为：我爸爸可以证明：当晚张伟没有说出任何肋骨不适的事情，身上也没有明显伤情的事实！警察为何选择性忽略我爸爸的重要笔录呢？ 难道，有意偏袒保护张伟一方？不对其构成不利的情况而如此安排？

 

 

质疑四：前期办案的陈哲或后期接手的岳沫池，都没有给我看张伟看病的具体单据或诊断书之类的证明：

 

陈哲，在2020年12月12日，只给我看了两页模糊的所谓张伟伤情的鉴定报告书。并没有给我看张伟看病的具体缴费单据、医院诊断书之类的。这样做，很不客观！因为鉴定报告书，可以是作假的。而三甲医院的看病单据，是很难作假的。

而且凑巧的，上升到2级轻伤的程度，让我构成故意伤害罪。难道里面没有猫腻吗？而这个肋骨的伤情，也把张伟从一个大晚上寻衅滋事的人，变成了一个案件里的受害者。让司法机关，反而对我进行了公诉！（而且开庭的时候，张伟连庭都没出。）

 

质疑五：民警把我家三口人，都不认可的～精神鉴定结果，依然呈报给检察院：

所谓的这个精神鉴定是一个不良正、扭曲是非的报告结果，导致此案的性质变化！司法的精神鉴定报告，出来后，是说我：精神分裂。我和我妈妈、爸爸，都不同意此鉴定结果！ 都不在这报告上签字，我还投诉过这个事情，也明显的提出了异议。但是，民警岳沫池依然给检察院提交了这个报告结果。导致此案，从我合理控制晚上行凶打人的张伟，变成了我有精神疾病去打人的冤假错案。进而形成了一个违背良知，扭曲是非的案件判定结果！同时也助长、姑息、纵容了真正率先行凶、寻衅滋事的不良一方（张伟）。

 

总结：『我为何控制张伟? 有没有必要性？或 于情于理，重新核定我控制张伟的这个行为的性质！』：

这个事情，对于我来说，事发突然。我刚从自家房门出来，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时间，还有人在楼道里。更没想到，有一个人还拿着毛巾过来抽打我。当时，我是一个受惊的状态（心理方面，没有任何的预备、准备）。

而且当时，我所在的楼道里，没有摄像头。如果，我当时不制止他，难道让他任意打我？我受到重伤或身亡？谁给我做主？而且，当时我只穿一个小裤衩，保护身体的措施也不到位。而且，我一个人住，一旦受到重伤或被杀害，短时间内无人知晓。无人给我作证。比如：如果我不及时自我防卫。我被打的遍体鳞伤倒在地上，张伟和他妻子进屋了，然后我再报警！ 张家然后说：这个事和他们无关！到那样，我是无罪了，但是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如此？水有源，木有本，分析一个事情，要抓其源头。张伟在疫情期间，先行用脏毛巾抽打我（可能附带着未知病菌）。属于故意的寻衅滋事。责任的主要部分，在他！个人基本防卫，是人的本能。控制打人的一方，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，也是对对方的保护。都停止！谁也别动！难道，到～打急了，打花了，彼此受到严重的伤，那样才好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