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在案内的失误口供，被刑事案件采用为证据证言，事后被刑事致冤的当事人，可以提起民事的名誉侵权诉讼吗？

 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在案内的失误口供，被刑事案件采用为证据证言，事后被刑事致冤的当事人，可以提起民事的名誉侵权诉讼吗？（且对应失误口供的证人，非案件参与人，也没说案内的事情。说的是案外参考的证言。对案件有其他辅助影响和干扰。）

作者：李承，天津人

真实案例如下：

1此案的一审及二审案情卷宗，现都已归档，请调卷参看：

案件具体情况，本人李承在一审和二审的起诉和上诉书里，都已极为详细的述、论。这里不再复述。（请法官调卷参阅）

2李承（再审申请人、原告）需再次强调几个关键点：

（1）此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是什么？

原告诉讼目的，是澄清。把错误、不实的信息，纠正。才能让本人此前刑事冤案，得到昭雪的机会。既然是冤案，肯定有一些错误和问题，堆叠在一起，聚合成的错判、误判。

只有把这些错误纠正、问题修正，才能谈及冤案的平反。抽丝剥茧，扫清阴霾，是平反冤案的正常顺序。

在一审和二审里，本人没有让被告（我母亲~徐玉华），负担诉讼费或赔偿之类的要求，更明确表示不追究其刑事责任。（不实口供，致使本人刑事致冤，这个责任其实够大的。但是，徐玉华不仅是本人母亲，而且她确实是非故意、非恶意的。是处于过度担忧而产生的慌乱之错误。导致名誉侵权。）

（2）法院与法院、检察院之间，缺乏有机的联动，是此案僵化的问题所在：

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里（刑事一审阶段），公安、司法鉴定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看守所、律师、证人等因素，聚合在一起。而案件的主体当事人，往往大多是以前没有任何案件经验的人，事事茫然、不知所措。信息不对称、不全知。在一些问题的知情权方面，是不对等、不公平的。对于一些事项的处理方面，难以做到精确、恰当。就导致很多事情，后知后觉，甚至被公检法司、不良的律师玩弄于股掌之中。

刑事一审期间，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、发挥着作用。刑事一审结束后，这些因素就彼此散去，难再链接，是断桥状态。

一旦刑事产生错判、致冤，受冤的当事人去维权申诉。就面临这些因素，彼此断桥的窘境、弊端。他们互相推诿，不再相连。虽然，刑事案件里一些问题的提出或解决，应该在刑事一审去进行。但是，本人刑事一审的律师（孟蕊），是一个性质不良的恶劣律师，此律师不仅不尽职、不干任何正事，还勾结案件对方一起算计陷害本人，且协助案件对方敲诈本人钱财。对本人，产生又致冤、又谋财的双重恶劣行径。所以说，本人此前刑案，很多关键问题，在刑事一审期间，没有得到解决和提出。

甚至可以说，本人刑案里，诸如：公安、司法鉴定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看守所、律师、证人，每一个因素和环节，都出现了问题。才产生的本人刑事冤案。而当时，本人就是一个法律案件小白，处处茫然无措，吃亏上当特别厉害。刑事受冤之后，我一度消沉、绝望。但是，毕竟是冤案，所以我终究要进行维权和申诉的。本人从2022年4月起，到至今，从未休息过。已找过56个机关单位，去反映导致李承刑事受冤的相关问题事项。一共写有投诉书、信访材料、复议书、起诉上诉书、控告书、申诉书等100多份涉及不同对应的材料，总字数达数百万字。涉及不同部门、不同问题，亲历现在法制体系的诸多弊端、顽疾，针砭时弊，直抒谏言。提出修正提案7、8项，都是现在法律领域未解决的尴尬问题。我的材料之多，浩如烟海，一个人连续看，需要2、3年才能完成。

能写这么多材料，也幸亏本人实际身份是一名宗教学者、灵性作家，专注生命、玄学、宗教、心灵、因果，已很多年。此前已积累一定的写作能力，可能也是上天安排我来指出这些人世间、法律、社会、人性的一些问题吧？用一个宗教人的视角，审视、严明的指出现在人间的这个法律现状、问题。

本人还是一位长年坚守素食的人，就是这样的我，在2021年被判为故意伤害罪，离谱至极，那个案件里能没有冤屈吗？

就此案而言，一审及二审法官，都表示徐玉华的证言，已被刑事一审认定，并且判决生效。且此前对应刑案，尚未翻案。

民事，不解决刑事案件的问题。对我的起诉驳回处理。

这里，就出现一个尖锐问题。即：作为受理民事诉讼（名誉侵权纠纷，且涉及此前某刑事案件）的法官，有没有和对应的某刑事案件的检察院进行链接、沟通此案件的焦点问题？

如果，没有做到这类沟通。法官就是失职的，其对法院的职责定位，很潦草、肤浅。落于头痛医头的低级。我认为：各级法院、不同辖区的法院，不应该是彻底分开的状态，而应是有机的生命体的一部分。各干各的的平庸，不是借口，而是敷衍、低劣。阻碍法制社会的整体健康程度、状态。此李承诉徐玉华一案，核心焦点是：作为母亲的徐玉华，对自己儿子李承，被派出所带走问话。徐玉华过度担忧儿子李承，是否会在派出所被民警刑讯逼供等欺负，就出下策说李承是一个精神病人等不实的证言，为了让民警善待、照顾李承。

不仅凸显了徐玉华这个人的弱质、愚昧性格特点，也短视的害了自己儿子（李承），因此间接导致李承刑事逐渐致冤。

作为当时64岁的老太太徐玉华（此前是幼儿园的会计），平时、往昔不接触大人的社会氛围，更没有任何法律、案件经验。只有盲目的胡乱关心儿子的安危。产生了愚昧的错误。

而且，徐玉华作为案内的证人证言，只有2020年12月12日晚，那一个时刻的记录（纸张笔录）。事后，司法鉴定所、检察院、法院，都没有再找过徐玉华进行过任何的核对情况。

就单凭那一天的那一张纸，就肤浅的认为李承就是平时精神病人的状态，属于检察院、法院、司法鉴定所，严重的失职。

如果受理此民事纠纷案的法官，是一位圣贤、天使级别的高等法官，应该与对应的东丽区检察院，进行联系、沟通。告知检察院，李承提出对徐玉华的名誉侵权起诉。进而了解相关刑事案内对应情况，才能更好的精确判定所受理的案件。

而事实，一审、二审法官，都比较平庸。不是圣贤，没有如此。没有把自己受理的案件，视为自己人生里一件工艺品来对待、完成。也没有把法制体系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。

现在这种案后的分散状态，不利于受冤人的申诉、翻案。只能让受冤者的冤屈，永远的尘封。让天津公检法对受冤者的亏欠，永远的因果负债利息不断翻滚、绵延。

原告，现已申请再审于高级法院。这里的法官，能否比一审、二审的法官，更高等？我拭目以待。

（3）此案的原始形态和性质，就是民事案件范围：

徐玉华当时，对办案民警说的那些言辞。徐玉华的实际身份，不仅不是案内的当事人、涉及人、关系人，也非案件的见证人、亲历人。纯属是一个案外之人，说的案外之话、之事。

本身，徐玉华与李承的刑事案件，无任何关联性。徐玉华在李承刑案里产生了证人证言作用，只是一个案外参考性质。

徐玉华的证言行为，起始的性质，就是名誉侵权（民事的）。

一审、二审的法官，没有做到具体问题，具体分析。一见刑事二字，就谈虎色变，固步自封。对此案不予受理的裁定，是不恰当的。要不，就与检察院、公安进行联合办案。

一审、二审卷宗里，都有本人发重誓的内容、刑案对方不敢发誓的情况。从中可知，李承此前的刑案，是不是冤案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