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天津李承刑事冤案】李承去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进行申诉
两段关于精神医疗领域问题的选摘（皆属2010年的行业报告）
我国 精神病收治制度 存在八大缺陷，为医生滥用权力提供条件（选摘自：南方都市报） 报告指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： 第一、强制收治没有门槛。包括轻微精神病人、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。这与国际社会通行的“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”标准不符。 第二、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。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、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，派人将当事人用“绑架”的方式收治。 第三、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。医院以精神病人缺乏“自知力”为由，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。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，反而成了医生认为一个人有精神病的表现。 第四、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。成年人在法律上被推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未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和法院宣告为无（限制）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成年人不需要也没有监护人。但实践中，医院往往自动推定送治人即监护人。 第五、出院遵循“谁送来、谁接走”的规则。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，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，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。换言之，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。金钱大于了医德。 第六、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，投诉、申诉无门。一旦被收治，无论当事人怎样喊冤，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。 第七、司法救济失灵。出院后，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，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，把诉权彻底剥夺；要么误入“医疗纠纷”陷阱，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，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。 第八、 精神损害赔偿 数额非常低。经过多年艰难抗争，最终胜诉的当事人往往只得到两三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。 理论：精神病医学的三个“指鹿为马”，任何人都可能被收治 导致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，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的谬误。首先，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，把“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”看作“纯粹的医疗行为”，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，拒绝司法介入；其次，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，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，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，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“非自愿治疗”说成是“自愿治疗”；最后，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，将医学上的“自知力”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，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利，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“监护人”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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